映后，《一和多》导演与现场观众实时互动。

 24格电影放映会  2024年08月24日 10:00 河北
（入围第18届FIRST青年电影节纪录片主竞赛单元）
，时长01:21（预告片）
影片讲述了一次选拔，也是一次旅程和一次发现。一辆汽车在青海玉树高原上缓缓前行，车内乘坐着寻找藏族儿童好声音的导师们。他们深入雪山遍访学校，在那些质朴纯真的孩子们中寻找最具天赋潜质的声音……高原四季轮转，生命勃然延续，回荡在万物生长中的歌声永恒。

《一和多》映后交流
2024年8月8日导演：周洪波     主持人：刘鑫磊
刘鑫磊：片名“一和多”不仅非常顺口，而且能从中看出某种深刻的哲学意味，请问这个片名的含义是什么，包括这个片名和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有没有关系？周洪波：其实一个纪录片片名，是有点玄学的。尝试取一个片名出来，不满意就发展另外一个片名，可以折腾很长时间。一和多这个片名的确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首先，这个电影有一种自我发现的价值，我很想通过这个片子来看内在心灵的安放，它到底该安放在一个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其实这部片子是我和这一群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也就是片子一开始的出发点，即我这个“一”和拍摄对象这个“多”。其次，我觉得它有一个中国哲学上的含义，“一”代表自然，包含着无限的“多”，而“多”当中，必然有“一”个遗存的东西。在拍摄过程当中，有一天我们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学校里，大概是这个片子里的最后吧，有一个穿皮夹克的小孩，上来唱了一首歌，那首歌那么安静，在片子里大家也看到，听完这首歌之后，现场都沉默了，大家都很感动，后面还有一些老师眼含热泪。那么我就在想这首歌它到底为什么能引发这样的反应……他的声音啊、还有技巧啊什么的实际上都没有很出彩。后来我们想，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歌声当中所含有的单纯的东西，藏地高山上出来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其实唤醒了（我们）沉醉的内心。那种干净的、纯粹的、自我本身的清澈的力量，我认为就是一个“一”。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纯粹和清澈，它是可以被唤醒的。

刘鑫磊：我个人理解，片名也契合了合唱团这种形式，把唱不同声部的人搭配在一起，大家成为一个整体，这些“一”汇聚成“多”，去演奏一曲美妙的音乐。我想请您简要的分享一下您选择素材和后期剪辑的思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孩子直接面向镜头唱歌的画面，您一开始就是这么设想的吗？还是说在剪辑过程中您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周洪波：在多年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这个片子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片子。因为很多的片子我们都会先要讲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它是一个什么结构……但《一和多》直到开拍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想它是一个什么故事结构。我首先想要去做的是说我如何去面对一个对我来说相距千里万里之遥的高山地区，在对他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如何去拍摄。所以对于我和团队来讲，我跟他们说我们不是要预设故事，而是要坦诚相见，就是禅宗里面所谓的“赤裸相见”——拿你的灵魂和他们的灵魂来对照。所以说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就想不要去做花哨的拍摄方法，也不要去强调各种建议，把这个摄影技巧和拍摄思路（的影响）都降到最低。我们一直都在用最简单的方法去拍摄，直到最后都没有去设想这个故事该怎么去讲。片子拍完之后，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它像流水一样，水就是我们每一次的寻找，所以我们的片子也是按照流水的结构去往下去“流淌”的。特别是这些小孩的演唱，其实我们拍摄的小孩有更多，但是在选择歌曲的时候不得不做出取舍。虽然我们以前的曲子都是非常强调技巧性，但是这次的确是用了一种直觉的方法去取舍的。过于认真地去讲他唱歌唱得怎么样、内容怎么样，可能会对这个片子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所以我在选的时候，都是按照第一印象作为标准。在同一个时间线上，能有三四百个小孩（唱歌的片段），我都是通过第一印象来把自己这个（记忆）提取出来，标记好第一层（素材），然后在第一次提取之后，第二次就是一次性全部用直觉的方法把这些孩子给找出来，然后剪辑在一起。

刘鑫磊：我很喜欢这些片段，甚至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孩子唱歌的视频（笑）。第三个问题，周导您是江苏人，生活和工作也基本上都在内地偏沿海的地区，这次深入青海高原地区拍摄，在这趟净化心灵的旅程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现实层面上和精神层面上的一些困难？有没有克服困难之后您的心灵升华的一些地方？可以和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周洪波：我也是抱着寻求真理的态度去的这个地方。的确，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忙了，有的时候一团糟，就特别想要寻找，会问自己:我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拍了这么多纪录片……当然，对我来说，能够从事这个工作，我是非常幸运的，承载了很多人的幸福和烦恼。因为每拍一个纪录片，其实就是（看见）别人生活当中的一段故事。但这些故事也是（在我心里）无从排解，所以在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是希望通过拍摄找到一个我心灵的出口。在这次拍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非常净化心灵的事情。我本身也是一个佛教徒，所以说到这个高山上，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人性本身那异常的纯净和清澈。其次，这些小孩的歌声，还有他们家庭的生活，是和大山紧紧地联系在一块的，他们身上就好像有一种大山的精神。所以我和这些人在一块，感觉好像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故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愉悦。我和他们一起去转山，一起去转经，坐马车，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和他们在一起，我和这个世界产生了一种重新连接的感觉。

观众提问

张静：周导您好，我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唐山人。唐山是1976年7月28号的凌晨发生了大地震，这场地震已经成为了唐山的标签之一。我今年37岁，您电影拍摄的地方是青海的玉树，我也很自然就想到了青海大地震。这部电影能够让我看到了地震对当地人的改变，还有他们强大的自愈能力。面对地震，我们这一代唐山人跟我们的父辈的记忆其实是割裂的。我妈今年60岁了，她是大地震的亲历者，地震发生在她10岁左右的时候，当时年龄和电影里边的小孩（指片中姐姐在饭桌上和弟弟妹妹聊起自己亲历的青海大地震）相仿，那个女孩会用一种非常平和的感觉去回忆这件事。我想，这是因为她还是小孩子，小孩子的自愈能力就像小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但是大地震对于我的父辈，是非常伤痛的。我的公公这一辈子都不用他的右手，因为他当时就是（用右手）握着他妈妈的手，看着妈妈被压死。弥留之际，我公公握着他妈妈的手，感觉她的体温逐渐变凉。所以他之后的这四十年都不用他的右手去接触一些特别干净的东西，这正是地震在他心灵中留下的一个永久的烙印。和电影结尾的那位清洁工大姐一样（孩子在地震中去世，为了亡灵能够转世又咬牙生了一个孩子），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愈能力，非常感谢您可以把这些拍成电影。我的问题是，经历过地震的孩子和大人的自愈能力的对比有没有给您创作灵感？周洪波：你讲的太好了，我特别感动。唐山大地震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我是从广播听到的消息，信息会滞后，所以其实我是后来看到一些片子和资料之后，才对那场劫难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我觉得汉族人情感的浓烈，还有那种对家庭的渴望，好像跟藏族人不太一样。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灾祸情景。悲痛的，惨烈的，伤感的，就让人觉得不敢去看，也不敢去想。我确实带着这方面的思考就到了青海玉树那边。我们有一场戏，是在地震的周年当天，有一个藏族的老百姓去祭祀，做法事。但是你从他们脸上看不出来一点悲痛和绝望。这种宗教的力量，真正转化进入了他们的内心。当他把生命当成一个轮回来看的时候，可能就更能够接受残酷的人世间的世界。他也能够接受灵魂的转化，（认为）到了下一世，有更多的来生在等待。我想把藏地的面对生死的态度带给我们汉地的观众，希望能够慰藉到大家。

路明：导演您好，关于小朋友们唱歌海选的片段，您运用了类似于肖像画一样的特写镜头，在大银幕上看很有视觉冲击力。请问您拍纪录片的时候有没有刻意要让自己隐藏起来？您是要做“一只墙壁上的苍蝇”默默观察着现场的所有人，还是说成为现场的一个介入者，通过自己的介入使拍摄对象呈现出更真实的自己？周洪波：您说的这是两种西方流行的拍摄手法。我在以前拍摄（其他电影）的时候都是希望自己像一个墙壁上的苍蝇。通过前期调研和前期拍摄，我们和拍摄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友好和熟练的关系，他们开始忘记我们的存在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像穿了隐身衣一样在现场拍摄。这是我以前用的一个比较多的方法。但在这部片子里，我希望小朋友们唱歌时能够看到我，能够感受到我在如何对待他，并且进行眼神的交流，而不是隐藏起来。一般来说，我会站在他们的正对面，所以他们一开始看到我们会羞涩，会有紧张的表情。我不用隐藏，因为我想让观众看到他们的真实反应，即见到生人的时候所呈现出的羞涩表情和身体语言，这正是我想要的。